“爱心代孕”是非性关系生育方式，因为代孕者与代孕需求者不直接发生性关系，代孕过程中多是技术因素，不涉及人伦道德，而“借腹生子”是代孕者与代孕需求者直接发生性关系，这就涉及人伦道德了。
第一，“爱心代孕”是非性关系生育方式，因为代孕者与代孕需求者不直接发生性关系。而是将一对夫妇的精子与卵子在体外试管中人工受精，再进行人工培育形成胚胎，植入另一位有正常子宫的“代孕母亲”子宫内，生下与自己和配偶有血缘关系的孩子，是一种文明受孕方式。代孕过程中多是技术因素，不涉及人伦道德。而“借腹生子”是代孕者与代孕需求者直接发生性关系，这就涉及人伦道德了。
第二，血缘的关系不同。“借腹生子”产生的孩子与怀孕女方有着血缘关系，它是由性交受孕的方式决定的；“爱心代孕”与志愿者没有血缘关系，它是由试管代孕（需求者夫妻的胚胎）的方式决定的。另外，“代孕”合同并非以婴儿为标的的买卖合同，婴儿并未被商品化，也并非以代孕者的人身器官“子宫”为标的的租赁合同；定性为加工承揽合同则更是荒谬。“代孕”合同实际上是一类劳务提供合同，合同标的是代孕劳务行为，是以女性的生殖器官为他人提供生殖服务，这和我们常见的“奶妈”性质相似，未见有多少反道德伦理的地方。
第三，媒体在报道时将“爱心代孕”与“借腹生子”混为一谈，本身就存在误导读者的嫌疑。
不可否认，代孕确实有一定的负面影响，但是正因为这些负面影响的存在，更显示出法律对其规范的必要性。我主张不要天天争议代孕这个新生事物，当务之急就是制定法律来对代孕手术和代孕中介进行规范，由国家指定规范的中介和医院进行代孕业务的*作，规范以后我也希望将来能够得到国家代孕业务的授权。
我还想说的是，不孕症在中国的发病率约在7％—10％左右，有的妇女因为子宫疾病子宫被切除，而有不少妇女虽有健全的子宫，但因多次流产丧失了妊娠能力；还有因患一些急慢性疾病而不被医生允许怀孕的妇女（如重度急慢性肾功衰、先天性心脏病、风心病、慢性肝炎患者，她们一旦怀孕将构成生命危险）。因此“代孕”的市场是客观存在的，完全禁止代孕是不可能的。
我认为完全禁止代孕，那是粉碎不孕母亲对拥有自己亲生骨肉的渴望，剥夺了她们享受天伦之乐的机会，是一件残酷的事情，这不是伦理道德与法律的本意，我觉得应该换位思考，关注不能生育的人的生存境况。
如果完全禁止，必将造成市场的隐蔽，法律条文也形同虚设，还会增加其中的交易成本。显然，代孕的负面影响掩盖不了代孕的正面价值。我认为“代理受孕”无论在国际立法上，还是在国内的社会实践中，至少还是一个争议话题，远没有到一棍子打死的地步。
以上是我本人对新生事物“代孕”的观点，但最后我更要突出强调的是：正是因为“代孕”是伴随着社会发展而出现的新生事物，不可能在短期内被大众理解和认可，对其中诸多细节的*作和把握也远未形成成熟的管理和控制模式，所以必然会被一些“别有用心”的人曲解和利用，更可能沦为滋生丑恶的工具，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。但这决不是“代孕”本身的错！俗话说：“好经遇到歪嘴和尚，也会被念成歪经”！更何况对于这种新生事物的掌控！
所以，当务之急就是尽快制定相关法律来对代孕手术和代孕中介进行规范，由国家指定规范的中介和医院，进行代孕业务的*作，也希望将来能够得到国家代孕业务的授权。
